题记：嘉陵汤汤，巴渝泱泱，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一百余年的兴衰更迭，中国近代金融业在重庆这片故土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从渝中区解放碑顺着小什字，经过罗汉寺往东水门方向，可以看见一条布满老旧建筑的短斜老街——打铜街。据了解，从清代开始，重庆城的铜匠们便带着铸铜工具，聚集到现在的打铜街，“叮叮当当”的打铜声音整天在街上响个不停，打铜街的名字便由此得来。

打铜街长约400米、宽约7米，带着典型的重庆式坡度，它或许是连接重庆上下半城最短的街道，通过它，一两分钟便能到达上半城。这条老街和街边的老旧建筑记录了这座城市近一个世纪兴衰变迁的缩影，同时也串联起了重庆这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打铜街的下口，一边连接陕西路，通往昔日繁盛的朝天门水码头，一端连接解放东路，通往下半城。它的上口却连接着大都市繁华的核心区，那是重庆的上半城，充满着繁华、现代、时尚的都市气息和各色诱惑。

打铜街，见证着这个城市的兴衰变迁

街边几栋剥落墙皮的老旧建筑隐匿在繁华都市的“丛林”中，略显破败和落寞，如果不是立在门前的“重庆抗战金融机构旧址群”石碑记录，可能都无法知晓它们曾经的辉煌岁月。民国时期的打铜街及附近街区，集中了交通银行、川康银行总部、美丰银行总部、中国银行总部，聚兴诚银行总部、川盐银行、和成银行等，因此，打铜街又被喻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华尔街”。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透过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旧址)和邮政局(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这两栋历经风雨而保存完好的建筑，触摸到打铜街沉寂已久的辉煌过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重庆抗战金融机构旧址群”已被列为文物

从1891年重庆开埠，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对外开放城市后，长江航运进入轮船时代，商品的交易逐渐突破国界，开始走向世界舞台。天南海北各地商品汇集于重庆，使之成为当时长江上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而作为长江上游赫赫有名的水码头，重庆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城市商业是从码头兴起的，所以当年依托于朝天门等几个码头繁盛起来的打铜街远比都邮街(现在的解放碑)有名气。当时来自五湖四海、夹杂着南腔北调和各种肤色的商人在此汇集，商人经过打铜街，将自己的商品运到水码头，通过货船运出；同时又将买进的货物途经打铜街运回。

民国陪都时期中央银行旧址

早期的长江航运

 在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中，经济中心的形成是最重要的标志。而金融中心的形成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重庆经济中心经历了“商业——金融——交通——工业”这样一个递进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重庆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商业和金融业，是一个以商业和金融业为主要特征的城市。

在清代，成都是四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金融中心，重庆则处于从属地位。在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四川金融业出现了新的格局，重庆成为新的金融中心。

（一）重庆货币的初步统一和近代货币的出现

1、清代制钱。清代使用的主要货币是银两和制钱。制钱的铸造权掌握在四川藩司所属的“宝川局”，它控制着四川的金融大权。

 清代“宝川局”制钱

2、“新银票”地位的确立。进入近代以后，银贵钱贱的现象日益突出，白银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使用的货币， 1891年重庆开埠前后，在重庆市场上有数十种银两，给商品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严重不便，已经很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急需统一货币。1892年，巴县知县耿和丰宣布，重庆市场交易一律以“新银票”（即九七平10两或者5两一枚的纹银），其他外来银两（老票银）必须经过改铸后方能上市使用。这一办法统一了重庆市面流通的银两，便利了交易，促进了商品流通，稳定了市场，并逐渐为四川各地采用。“新银票”的地位显示出开埠以后，重庆开始朝着四川金融中心演变的趋势。

 清代纹银

与此同时，清代制钱制度开始衰落。同治初年（1862年）四川“宝川局”就停铸制钱，1921年以后，制钱在重庆市场上完全消失。

3、近代新货币。近代重庆市场上新的货币主要有银元、铜元和纸币。

（1）银元。重庆开埠后，贸易的激增急需比银两更加方便的货币。1898年四川厘金局告示各方，将银元强制推广全川。在以银两为主币的情况下，银元的流通便利了交易。民国（1912年）以后，中央政府虽曾明令以银元为国币，取消银两制度，但因军阀混战，重庆于1930年4月16日，在全国普遍实行的情况下，银元才最后取代了银两。

（2）铜元。铜元是解决制钱不足的另一途径。1908年四川铜元局在成都开工。重庆铜元局1905年创办，1913年5月投入生产，是重庆唯一的铸币机构，也是军阀争夺的重要对象，铜元的种类和价格相当混乱，加剧了重庆货币的紊乱。

 
铜元局铸造的铜元

（3）纸币。1905年四川铜元局共发行银元票15万元，重庆是主要流通地区。民国以后，纸币发行成为军阀敛财、搜刮百姓的重要手段，甚至驻渝军阀部队的金库也可发行纸币，种类繁多，五花八门。1935年底，国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实施法币政策，明令所有地方纸币一律停止发行，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的银票为法币。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其他货币。重庆既以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发行的“兑换券”为法币，全川也以此为准。

（二）重庆银钱业的发展

近代重庆银钱业组织形式先后经历了票号、钱庄和银行三个时期。

1、票号的膨胀与衰落。票号是以汇票为信用工具，以沟通异地汇兑为主要业务的金融组织。由于西南地区交通不便，银两运输非常困难和危险，一些四川商号开始经营汇兑，成为早期票号。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剧烈动荡，官款的解交也发生困难，几乎全靠票号转汇，票号资金因而空前雄厚。清朝道光11年（1831年），山西商人雷履泰开设的日升昌票号在重庆设立分号，成为重庆第一家票号。此后，山西、浙江等地兴起的票号纷纷在重庆开设分号，从此拉开了四川金融中心东移的序幕。到1891年重庆开埠时，重庆已有16家山西票号。到1894年，全川共有27家，其中大部分也在重庆，重庆最盛时达到28家。这些票号多集中于陕西路至道门口一带，尤以陕西路打铜街为甚，与水码头比邻，每家都有10万～30万两的资本，在外地设有汇兑办处。其中最为雄厚的有西帮的日升昌等，南帮的天顺祥等。通过汇兑、放款、发行票据等业务，重庆的票号承担了商业资金的调拨，渗透到了贸易和商业流通领域，几乎包办了省外贸易汇兑，从而实际上垄断了一切邻省的主要银行业务。

设立重庆第一家票号的日升昌票号

“天顺祥”的银锭

清末重庆票号势力急剧膨胀，盛极一时的主要原因，除它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清政府建立的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其中官款的汇兑是票号的主要业务，同时票号也是各级官吏所得赃款安全和生息的场所。官府周转不灵时，票号也予以支持。1905年，官商合办的川汉铁路公司即向重庆票号借款50万两。这种利益相交，融为一体，使票号具有官方垄断性金融机构的性质。但也正是由于过分依赖官府支持，因此清政府被推翻后，票号失去了主要的生存条件，在与钱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1916年，重庆的票号日升昌等14家全部停业。

2、钱庄的产生和演变。钱庄起源于银钱兑换，其后逐渐发展为办理存放款项和汇兑，是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旧式金融机构。重庆开埠后商业交易数额的增大和频率的加快，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业的支持。票号在商业流通方面主要为富商大贾的异地大额汇兑服务，并不顾及本地和省内其他来渝的中小商家小额存放的问题，而后者的需要量也相当大，这种状况为新的金融组织的产生提出了客观的要求，重庆钱庄也应运而生。

（1）第一家钱庄的诞生。重庆钱庄的前身是“换钱铺”（主要经营银钱兑换）和“倾销店”（为客改铸银两），随着重庆开埠后重庆商贸更趋发达，换钱铺和倾销店利用客商存放于店中的款项趁机从事存款和放款等业务，资金积累日多，资本少则几万两，多则一二十万两，逐渐演变为钱庄。1894年，重庆“同生福”倾销店易名钱庄，成为重庆的第一家钱庄。

重庆第一家钱庄——同生福钱庄

（2）1927年前钱庄业的发展。在票号势力极度膨胀的情况下，钱庄作为纯粹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本小势单，不是票号的对手。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重庆的票号由盛而衰并退出历史舞台，钱庄业得以迅速发展并取而代之，依靠货帮的密切关系成为主要金融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重庆钱庄在1918-1919年间达到极盛，达到50多家，但军阀的混战和割据也使钱庄业受到冲击，到1925年重庆成立钱业工会时，入会会员仅剩下资力稍厚的32家。刘湘势力逐渐壮大并控制重庆后，重庆经济才有所复苏，1927年重庆钱庄又增至49家。

（3）1927年～1937年钱庄业起伏变化。从1927年起，国内外局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严重影响着重庆经济和商贸流通业发展，也使重庆钱庄业面临生存危机，相当部分钱庄破产，1932年仅存12家。1935年参谋团入川后，通过对财政金融的整理，市场逐渐稳定。1937年重庆钱庄发展到23家（占四川省钱庄55家的41.82%），资本200.6万元（占四川省钱庄322.6万元资本的62.18%）。但1935年后，由于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废两改元，钱庄失掉了营业上的一个极大的利薮，而票据交换所的成立更使钱庄失去了生财的大道，导致重庆钱庄业务一落千丈，纷纷倒闭，最少时仅余7家。

（4）1938年～1950年钱庄业的变化。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政治和金融中心，钱庄又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截至1941年，重庆钱庄增至53家，成为重庆钱庄业的二次繁荣时代。抗战胜利后，钱庄受战乱的影响，正常的存放汇融资业务无法开展。1948—1949年，大多数钱庄、银号亏累加剧，特别是经过两次“币改”后，各钱庄资本所剩无几，大多被迫停业。至1949年底，成渝两地仅剩钱庄（银号）31家。1950年，经人民政府批准复业12家，但到1951年全部停业。

纵观近代重庆钱庄业的发展，虽几经曲折但尚能跟上城市经济发展的步伐，甚至在银行出现相当长的时间里，其作用都在银行之上，又能在银行成为金融主体后，仍然保持一定地盘，稳步发展，其主要原因：一是钱庄制度历史悠久，二是自身社会信用程度高，放款注重于个人信用（而银行放款多采用抵押方式），三是手续简便，四是钱庄对各业行号经营情况熟悉，在和银行竞争中占有地利人和之利。

3、银行成为金融业的主体。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金融业的发展。票号、钱庄的发展，是四川金融中心东移、重庆金融中心形成的标志之一，而到20世纪初年，这种发展进一步反映到金融组织的更高形式——银行的出现。

（1）重庆官办地方银行的变迁。1905年10月，“浚川源银行”是重庆最早出现的官办地方银行。1926年刘湘占据重庆后，才建设了相对稳定的官方银行。先是由21军总金库代行地方政府银行职责，1934年1月由刘湘及重庆主要军政官员集资开办了 “四川地方银行”，1935年参谋团入川后更名为“四川省银行总行”，抗战前开设了2个分行和9个办事处。不久，四川省政府迁往成都，但该行却留重庆，直到1946年抗战结束后才搬走。

（2）国家银行和外省银行纷纷来渝。1899年，上海中国通商银行来渝开办分行，成为重庆历史上的第一家银行。此后，随着重庆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四川经济中心的东移，吸引了更多国家银行和外省银行来渝开办分行，进一步巩固了重庆金融中心的地位。1907年清朝户部银行在重庆筹建分行，1909年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同年4月大清银行重庆分行正式开业，业务主要为代理国库、并发行纸币约20万元。随后，铁道银行、晋丰银行、中国银行（1915年由上海来设分行，在今重庆饭店位置）、交通银行（1915年由上海来设分行）、殖边银行、江海银行、京诚银行相继来渝，这些分支行又在各地开办了大批代办处、办事处等，形成了具有一定势力的金融网络。到1935年，作为国民政府统一川政的一个重要措施，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正式开业。到抗战爆发前夕，渝央行完成了对混乱的四川金融业的统一，重庆地区性的金融中心也最后形成了。

（3）重庆本地商业银行的蓬勃发展。自民初以来，重庆本地商业银行普遍开设，到20世纪30年代末，先后有聚兴诚、富川、美丰、平民、川康殖业、四川盐业、市民、北碚农村、川盐、重庆等近20家商业银行相继开办。其中，聚兴诚银行是重庆（同时也是四川省）民族资本经营的第一家商业银行，后来发展成为川帮银行中实力最为雄厚、信誉最好的全国性商业银行；美丰银行是重庆第一家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川康殖业后来发展成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市民银行发展成为重庆商业银行；加上川盐、和成，形成了以聚兴诚为首的著名的“川帮六大银行”。以此为主体，加上滇、黔银行形成了中国银行业的华西集团。其中重庆一地为当时九大华资银行集中城市中的唯一一个西部城市，总行9家，分支行14家，成为四川及西部地区新式银行最集中的城市。出于就近服务商业的目的，各种钱庄以及美丰银行、聚兴诚银行、川盐银行等银行纷纷选择围绕打铜街布局，使当时的打铜街初具“华尔街”的雏形。到1937年为止，四川历年共设银行33家，其中有22家设于重庆，占63.63%。经历年倒闭、改组，这一年实际存在的银行18家，其中重庆占12家，占三分之二。全川共有各种银行总分支行处130个，其中重庆和重庆银行的派出机构即120个，占92.3%。直至抗战爆发前，重庆在金融规模上已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商贸及金融中心。

聚兴诚银行，曾经的重庆金融大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工商企业历尽艰辛将工厂迁移到西南大后方，大批外地银行也纷纷迁渝，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经济金融得到快速发展。

（一）战时金融体制的形成

1937年8月，国家所属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上海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1938年底迁到重庆。1939年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改组四联总处，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同时，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也归四联总处管理，各省市相应成立分处，统管全国各级各类金融机构和业务。四联总处成为主宰全国金融业的最高机构，四行陆续在后方各地增设分支机构，截止1943年底，重庆一地四行的分支行处就达到39个。重庆则成为中国大后方的金融中心。

（二）银行钱庄数量迅速增加

随着“四行二局”的到来，大批外地银行纷纷迁渝，重庆本地的银行、钱庄也以得天独厚之势蓬勃发展。

1、国家银行。国家银行是重庆金融中心的主体，除了“四行二局”的总行总局外，还建立了重庆分行分局。

原交通银行旧址（现为建行打铜街分理处）

2、外地银行。一是财团银行和商业银行。如“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南四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合称；“小四行”：中国通商、中国实力、中国国货、四明商业等集中了中国主要的民族资本。二是各省的地方银行，或将总行迁往重庆，或在重庆开设分行。更多的省和地方银行则在重庆开设银行办事处，既与中央保持联系，又经营银行业务。

3、本地银行。一方面，“川帮六大银行”调整巩固，稳步发展，以六大银行为核心的川帮财团完全形成。另一方面，新的银行不断开办，有亚西实业、建国、长江实力、华侨兴业、华侨联合等先后开设。其中银行的增加与一大批钱庄银号改为银行有极大关系，据相关资料统计，仅1937年7月～1945年8月，就有25家钱庄银号改组为银行。

 1941年抗战时期开办的建国银行

4、外资银行。1927年外资退出美丰银行以后，直到1943年英国汇丰和麦加利银行才第一次在重庆开办分行，两行主要为英美官员代表开立存户，与登记注册的英美商业银行建立业务往来。

彼时，钱庄、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以打铜街为中心的朝天门地区一带，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华尔街”。伴随着银（行）钱（庄）业的空前繁荣，重庆也逐步发展成战时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重庆共有银行、钱庄总分支行处233个，其中总行（处、局、会、公司）61个、分行32个、支行6个、处（办事、代理、分理）113个、钱庄21个。当月，国统区共有总行416家，重庆约占15%，代表了中国官僚资本的主体和民族资本的主体，是中国金融业的核心。

 
1949年重庆银钱保险业分布示意图

随着城市的变迁，打铜街已不复往日的盛况。驻足街头，凝望来来往往的人群，仔细触摸街边的老旧建筑，依稀还能够勾勒出曾经留在几代人脑海里斑驳的记忆。令人欣喜的是，伴随着江北嘴金融城的落成，这个昔日的“中国华尔街”已有了更好的寄托之所。随着重庆持续领跑中国经济，重庆金融主动适应新常态，创新服务水平和集聚辐射能力显著提升。截止2015年末，重庆金融占GDP的比重已达9%，金融机构总数达339家，金融业增加值1410.2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25.7%，银行业总资产达3.9万亿，同比增长12.02%；存款余额达2.9万亿，贷款余额达2.3万亿，同比增长11.22%。金融业已成为重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为推进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江北嘴金融城夜景—摄影/赠客高山